張五常：發(fā)生在深圳“補鞋青年”身上的故事

    在廣州、在深圳，在中國比較自由開放、比較繁盛的鬧市街道上我們往往可以看到一些年輕的少女坐在路旁替顧客補鞋。男的補鞋青年也有，但比女的少。我在深圳8個地點點數的總結果是男的24個、女的35個。

　　我要把這些補鞋的青年歸納入我對中國經濟研究的一部分是有兩個原因的：第一，他們年輕，大約在16歲至20歲之間而人數又相當多觸發(fā)了我的好奇心。第二，補鞋不是擦鞋，不是幾個小時就能學會的服務。當然，補鞋算不上是一門高深的專業(yè)，但它總算是一技之長，是一種要花時間學習才能爭取到的知識資產。在計劃經濟制度中，知識投資一向都乏善可陳。但這些在街頭補鞋的青年顯然是不需政府資助而自己投資的；我想，這種難得而重要的現象，是值得研究的吧。

　　幾年前，我在深圳訪問了一對補鞋的男女。據他們說，在中國各地街頭以補鞋為業(yè)的青年大部分來自浙江省的黃巖縣。這個縣以針織工藝馳名，很多孩子從小就掌握家傳的針織技巧。自1980年后，中國比較開放了，離開家鄉(xiāng)出去闖天下比較自由。另一方面，在縣里操農業(yè)工作的時間就不多，而其他的粗活，每月所能賺到的只不過是人民幣20元至40元。所以，黃巖縣的長輩就想出一個主意教孩子們學補鞋，然后讓他們離開家鄉(xiāng)到處賺錢，幫補家計。

　　有了針織根底的孩子，學補鞋要6個月；沒有根底的要學1年。補鞋的主要工具是一部可以手提的車機。這車機最初售價是人民幣100元，但后來買的人多，產量增加，成本下降，價值就跌至70元。黃巖縣的青年學了一技之長后就帶備了車機及其他小工具遠離家鄉(xiāng)去謀生。據說，遠在黑龍江或新疆一帶，也有他們的蹤跡。

　　補鞋的青年在深圳的收入聽說比其他地方好，但到那里的手續(xù)辦起來比較困難，而近年來批準的機會更少了。在深圳補鞋的收入每月大約是人民幣300元，這比鄉(xiāng)間的收入高出大約8倍。除了食宿衣著費用（每月約100元），材料及雜費（每月50元），還有就是工商局及居委會每天都會派員來收費。收費起初每天5角，現已升至每天一元五角了。比對之下，這是一項很大的征收費了。沒有資本家的“剝削”，卻來了一些比馬克思筆下的資本家還要厲害的征收“機構”，是目前中國制度改革下的諷刺。

　　除了一切費用開銷，每個補鞋青年每月可寄大約80元至100元回家。據說，黃巖縣有很多新建的房屋是靠這些青年資助的，為了證實這一點，我本想到黃巖縣走一趟，但因事忙作罷。

　　補鞋的青年尤其是那些少女，由于年紀太小，家長們要他們成群結伴才可離鄉(xiāng)遠行。在廣州或深圳，他們前呼后擁、互相照顧。其中有表哥表妹的都同操這個行業(yè)。我在深圳訪問的那個少女，是與五個女同伴一起租一個房間住的。除了雨天外，她們的工作時間是從早上7時至下午6時。她們吃的午飯是些粗餅或面包，而晚飯也是僅可充饑的面食而已。她們蓬頭垢面，留下烈日與塵沙侵蝕過的痕跡，手皮粗厚，四肢擦傷的地方不計其數，反映街頭干粗活并不好過。但她們堅持說比以前快樂得多，顯出敬業(yè)樂業(yè)的精神，令我深感佩服。

　　在深圳補鞋的主要季節(jié)是冬天。夏天的涼鞋是補不了的。所以，炎夏快來時，補鞋的青年紛紛回鄉(xiāng)，幫著做農村收割的繁忙工作。

　　中國采取比較自由的經濟政策后，補鞋行業(yè)隨之而興。上述是其中補鞋青年男女一個故事的大略。但故事的含義遠比故事的本身重要。

　　我一向認為中國人的先天智慧及刻苦耐勞的本領決不亞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然而，無論是學術的成就、生活的水平……中國的表現實在使中國人無地自容。說什么因為人口太多、資源短缺，其實都是一些毫無實證的借口，老早給香港及日本的例子推翻了。大約一年前，史丹福大學的胡佛學院一位很負盛名的高級研究員，從美國到香港來搜集資料約我會面，為的是要問我一個問題：“為什么在美洲、歐洲、東南亞各地，中國人都能出人頭地，成就屢見經傳，但偏偏在中國本土卻是那樣沒出息？”這問題似深實淺，我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是制度是什么？”淺的答案往往有深的含義。補鞋少女的故事不僅證實了我們的觀點，而且那“證實”足以令人震驚。試想：單是讓這些青年有一點走動的自由、一點擇業(yè)的自由，他們的收入在幾個月之間就增加了8倍！這是翻三番，不是翻兩番。

　　兩年多前我發(fā)表了一篇題為《與木匠一席談的聯想》的文章，指出從大陸偷渡來港的青年，有了自由，學到了一門木工的技藝，幾年之間收入激增24倍。我又指出，不管我們用什么因素來為這升幅打折扣，余下來的增長率還是十分驚人。補鞋少女的故事，證明了收入激增不一定是要跑來香港才可能辦到的。

　　我在其他文章里也曾指出，在中國的制度改革下，國民總收入的迅速增長，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計劃經濟制度的劣跡，史無先例，稍加改革，收入增長以倍數計不足為奇。中國近幾年來每年百分之十強的增長率，從樂觀的角度看足以雀躍，但從悲觀的角度看，卻反映出制度改革之不足。說什么“過熱”、“過速”，要緩慢下來，實在有點“口出大言”，因為這些說法通常是用以描述一個經濟發(fā)達國家的現象。

　　補鞋少女在幾個月間收入增加8倍，是否例外，難以肯定。但究竟多少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收入的激增是自由發(fā)展及勞力私產化的效果。為什么中國幾十年來高舉著為人民謀福利之旗，卻一直沒想到自由發(fā)展能帶來的好處？以中國人的智慧，為什么連這樣淺的道理都沒想到？要把大地主、資本家清算、殺頭，是一回事，但中國的青年又犯了什么罪呢？這些問題，令人思之惘然。

　　我曾提到，作為一項知識投資，補鞋的確沒有什么了不起，但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補鞋青年畢竟是下了注，作了投資（得到了一門專業(yè)，算是人才，我們要問：為什么這些青年（或他們的父母）要到近幾年才在知識投資上打主意？答案也是淺顯之極，經濟開放，使他們看到知識投資有利可圖，于是很快就作了決策。比較深入一點的經濟學解釋，就是自由擇業(yè)意味著人力資源是私產，加上產品可在市場出售，收入可獨享，知識投資就增加了。

　　中國在文革期間把知識破壞殆盡，以致目前人才短缺的難以形容，這點，中國的執(zhí)政者是知道的。然而，可能還不知道，勞力一旦變?yōu)樗疆a，知識投資就一日千里！勞力資產是這樣，其他資產也是如此。令人惋惜的還是墨守成規(guī)，堅持其他資產應為國有。另—方面，勞力資產的知識投資，是會嚴重地受到其他合作的資產之一“非私有”的不利影響。假若中國把其他資產像補鞋青年的勞力一樣，界定為私有，知識投資會更加彰顯。這是可以斷言的。

　　一年多前，—份雜志訪問我，言談間使我想起而且提到孩童時代在中國抗戰(zhàn)期間的不幸遭遇，我還因此談到，1986年在芝加哥大學一次高手云集的聚會中，我應邀作農業(yè)經濟的主講。當時我走到臺上，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打開文稿正要朗讀時，突然間想起早年在廣西農村結交的但早已不知下落的小朋友，我把文稿推開，說：“我今天能站在這里是很榮幸的。但我要你們知道，當你們在亞洲的農村里看到茅舍前那些爛泥地上打滾的孩子，我曾經是其中一個。假若他們有我的機會，他們今天也可能站在這里的�！币粋�從事教育工作的人，聽到了補鞋少女的故事，想起40多年前在中國結交的朋友，知道他們所缺少的只不過是他們應有的一點機會，我不能不站起來，老老實實地為中國的青年說幾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