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發(fā)展至貧富懸殊

    在近日舉行的中國社科院2006年中國經濟社會形勢發(fā)布會上，社科院社會學所黨委書記李培林表示，買房貴、上學貴、看病貴已成為新的民生三大問題。此外，在談到公眾關注的社會風險時，他認為，排在第一位的是貧富懸殊。 
　　買房貴、上學貴、看病貴今天之所以成為新的民生問題，并由貧富差距發(fā)展至貧富懸殊，一個重要因素可能是我們雖然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并已經開始采取相關措施，但與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社會政策還有差距。 
　　社會政策，指的是以公正為理念依據，以解決社會問題、保證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改善社會環(huán)境、增進社會的整體福利為主要目的，以國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預為主要途徑而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行為準則、法令和條例的總稱。社會政策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從不諱言自己的“價值立場”，即“公平”與“權利”。 
　　它包含三個目標：第一，其宗旨皆為行善——政策指向“利為民所謀”；第二，兼有經濟與非經濟的目標，如最低工資、最低收入保障標準等；第三，涉及某些進步的資源再分配手段，如以富濟貧。因此，社會政策所要解決的，主要是一系列與國家和社會相關的個人福利問題。 
　　目前的許多社會問題，可能是社會政策的不到位造成的。比如普遍關注的貧困問題，雖然有些人是因為能力不足或懶惰而致貧，但更多的可能是因為遭受不公正對待，喪失了“機會”而陷入貧困窘境的。又如上述的新民生三大問題，很多是借口市場化，導致房地產商、學校和醫(yī)院借機抬高房價、亂收學費、小病大治等，致使疾病和教育正在成為一個新的貧困誘因。 
　　事實上，買房貴、上學貴、看病貴與貧富懸殊兩者之間是有著密切聯系的。住房、教育以及醫(yī)療的支出，幾倍甚至幾十上百倍于家庭收入，對于普通家庭特別是困難群體而言，這就是致貧因素，并最終造成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當前，同經濟政策相比，社會政策在社會當中的地位還不對稱，社會政策落后于經濟政策。所以，要解決類似于新民生和貧困這樣的社會問題，一方面有賴于經濟發(fā)展和經濟政策，也更需要發(fā)揮社會政策的作用，給人們一個均等的致富機會。 
　　我們應制定系統(tǒng)的社會政策，包括就業(yè)、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三個方面。首先，在就業(yè)領域中，力爭創(chuàng)造更多的就業(yè)崗位，注重服務業(yè)的發(fā)展和提高公民的就業(yè)能力，特別注重為弱勢群體如農村勞動力、女性和殘疾人等提供平等的就業(yè)機會；其次，在公共服務領域中，加大用于衛(wèi)生和教育的社會支出，讓公共財政的陽光照耀到更多的地方。2005年，政府的財政收入超過3萬億元，為公眾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有了經濟基礎；再次，在社會保障方面，應致力于建設一個與經濟發(fā)展水平相適應的，包括社會保險、救濟、福利、優(yōu)撫安置和社會互助的綜合保障體系。 
　　目前的問題是，我們實行的經濟政策，是具體的、明確的，有短期目標、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而社會政策則很多服務于短期目標。例如“兩個確保”、城鎮(zhèn)最低生活保障線、高校擴招以及隨之而來的發(fā)動政府和社會力量改善高校畢業(yè)生就業(yè)等等。 
　　這些社會政策怎么樣才能落實，需要進一步研究。 
　　當前，“堅持發(fā)展為了人民、發(fā)展依靠人民、發(fā)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實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已經成為一種執(zhí)政理念。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所追求的，不單是經濟增長，而是在經濟發(fā)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通過政府調控，采用綜合的社會政策和手段，建立有效的分配和保障機制，使全體人民都富裕起來，這是政府的責任，也是社會政策的目標。